中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贸易创造者 -九游会国际
据 中国经营报 报道
中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贸易创造者
当前，全球仍未完全从国际金融危机走出，全球贸易陷入“低增长陷阱”。作为世界进出口贸易大国、中间品贸易大国和全球最大的贸易创造者，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世界经济增长需要中国动能。
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正在出现新的结构性变化，其主要特点就是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中间产品贸易增多，全球生产由跨国投资驱动、服务贸易对生产网络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使其早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其直接表现就是国际分工越来越成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全球经济体系与其以“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区分，不如以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来划分。全球生产和贸易模式正从最终品贸易转向价值链贸易。在新的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产品流动，尤其是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实质上是参与全球生产的一个过程和环节。全球价值链革命造成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迅猛增长，这意味着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外需”已经截然不同，在这种新价值链模式下，产品生产已经具有了“世界制造”的意义，“世界制造”正在取代“美国制造”“德国制造”“中国制造”成为新的大趋势。
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国产业结构必须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互联互动中进行，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动态调整和升级，也因此才能获得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全球共同发展的红利。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对全球贸易存在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这意味着中国不但没有压缩，反而给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从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到跃居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既是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的参与者与受益者，更是贸易全球化的直接推动者。据imf发布的数据，从2009年至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都在25%以上，而且中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已经上升至13.8%。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大国对外越开放，其国际竞争力通常就越强，增长就越快。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更受益于全球价值链贸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与全球价值链的纵深发展存在着密切关联。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使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产业大循环、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大大加快，“学习曲线”效应十分显著，成为全球的“价值洼地”。
在亚洲产业链发展过程中，中国凭借其相对东亚其他国家较好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相对日本等国较为低廉的劳动成本，逐渐成为亚洲中间品贸易的核心，突破了原有的主要基于产业间分工的“雁型模式”，形成了从东亚各国进口半成品，在国内加工装配成最终产品，并最终输往美国和欧洲的“三角贸易”模式和特征鲜明的新型东亚生产网络。特别是以加工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为标志，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
入世十多年来，中国中间品货物贸易量的年均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品和资本品。中间品贸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本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禀赋， 生产层次较低的中间投入品再输往国外；二是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利用本国的劳动力禀赋对其进行加工和组装， 生产成最终产品或中间品后出口到国外（即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已经成为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主导模式。也正是得益于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中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为规模与深度兼具的制造基地，在制造业的大多数部门和生产环节都具有较强生产能力，特别是在电子、汽车、机械等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部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产业转移。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国；2012年，中国商品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体。目前，中国进出口占全球货物贸易的10%以上，为“入世”前的三倍之多，因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价值链（尤其是东亚价值链），亚太价值链已成为当今全球贸易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这意味着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对全球贸易存在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中国不但没有压缩，反而给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贸易增长机会。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包括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以及“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等在内的全球化进程，成为全球贸易的最大创造者。
笔者认为，当前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冲击对于积极倡导“全球化”，主张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发展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挑战，但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以全球价值链重塑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也需要更好地贡献面向未来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等“公共产品”来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