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国际风险挑战，促进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 -九游会国际
新时期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事关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农业产业安全与竞争力提升、国际合作渠道与影响力拓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也面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自然灾害及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严峻的风险挑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不确定性事件频发的新常态，建议在重塑农业产业竞争力观、推进贸易与农业外交协同发展、建设国家战略性农业贸易力量、加大农业国际贸易政策支持等方面综合施策，以化解国际风险挑战，促进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新时期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地位
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农业强国与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中国自2004年由农产品净出口国转变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农产品贸易规模呈现持续扩大趋势。2022年农产品进出口总额3343.2亿美元，同比增加9.9%，其中出口982.6亿美元，增长16.5%；进口2360.6亿美元，增长7.4%；贸易逆差1378.0亿美元，增长1.7%。大豆、大麦、高粱、油菜籽、棉花、食糖、奶粉等重要农产品都保持着较高的进口依存度，按照虚拟耕地资源测算，粮食自给率不足75%。农产品贸易逆差保持较大规模，固然有比较优势下滑的经济诱因，更是人多地少水缺国情的主动考虑。在新时期，农产品国际贸易仍将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缺口、调剂食物供求结构。
（二）支撑和提升农业产业安全与竞争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农业有没有竞争力、产业安不安全，是衡量农业强国建设质效的重要指标。从农产品出口端来看，我国园艺作物、禽类等传统优势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自2017年起持续下滑，竞争优势已不明显。2023年4-6月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连续三个月下行，2023年上半年出口增速1.7%，相比2020-2022年-3.2%、10.9%、16.5%，呈现“失速”迹象。如果大规模推进农产品出口转内销，将导致国内农产品市场下行与农村居民增收承压，影响深远。从农产品进口端来看，我国粮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国内市场价已全面高于国外产品配额内进口到岸税后价，其中，实行单一关税管理的大豆、油菜籽、食用植物油、肉类、奶粉等产品早就无法挡住国外产品的进入，配额外最惠国税率已无法挡住棉花和食糖的进口，配额税率已无法挡住大米、小麦、玉米的进口。提升竞争力与确保产业安全面临降成本与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业支持保护与遵守国际规则等方面的矛盾冲突，挑战颇多。农产品国际贸易连着国际和国内，促进战略资源、技术服务等要素资源的跨境流动，是提高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对内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对外提升产业竞争力。
（三）巩固和扩大国际合作渠道与影响力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西方国家加紧在经贸、科技等领域推动对华“脱钩断链”。与此同时，各国资源禀赋与发展差距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农业国际贸易依然存在广泛的互惠共赢基础。发达国家占据全球农业价值链顶端，需要通过配置全球农业资源、开拓国际农产品市场等途径，来提升本国农民的生计水平、获取市场超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水平较低，需要加强经贸合作，推动技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转移，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跨境病虫害增多、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新情况新任务，也需要深化全球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立足互惠共赢的民意基础、优势互补的产业实际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深化农产品贸易合作为切入点，可望发挥经贸“压舱石”作用，推动百年变局下的开放合作，赢得战略主动。
二、新时期农业国际贸易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
当前，农业国际贸易面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自然灾害及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压力挑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考验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与水平。
（一）地缘政治竞争影响加剧
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深刻影响着跨国公司全球布局、技术转移与国际贸易，相应地冲击着农产品贸易。一是美国向其盟友推销所谓的“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农产品贸易恐将成为脱钩断链、“去中国化”的潜在对象之一。中国已位居墨西哥之后，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进口来源国。2023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1.6%，其中对前三甲的日本和美国分别减少了5.2%、12.4%；农产品进口增长了8.3%，其中对第二大进口市场美国减少了1.3%。中国所有农产品出口市场中，美国已由2017年的10.2%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7.1%，呈现一定的脱钩迹象。二是美国推动对华“全面战略竞争”，采取舆论抹黑等各种竞争手段，影响市场预期，打压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例如，美西方反华势力曾操控国际舆论，打压新疆棉花、番茄等优势农产品，东盟等国家顺势成为“去中国化”的“替代地”。
（二）自然灾害及公共安全事件频发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循环受阻，物流成本急剧上升，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加剧，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全球化危机，对各国农业分工、合作战略与发展环境产生深刻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2020年以来澳洲山火、西非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2022年世界各地的持续干旱、破纪录降雨以及破纪录热浪等气候事件影响了数千万人，导致了粮食不安全并引发人口大规模迁移，这都表明借助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来促进国家粮食安全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农业国际贸易遭遇日益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三）全球经济下行传导影响深远
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当前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下行风险。美联储连续11次对美元加息，利率创下近22年来新高，欧盟等主要经济体被裹挟跟进。消费者不断勒紧“口袋”、削减支出，全球市场需求疲软。例如，据海南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调研反映，海南是全国的罗非鱼出口大省，主要销往欧美国家，近年来欧美经济下行，居民对罗非鱼需求下降，转而购买更为便宜的巴沙鱼和鸡肉，加之俄乌冲突抬高运输价格、2021年-2022年海外经销商囤了大量库存，今年以来海南省水产品出口持续走低，企业库存高企、资金周转变慢、运营较为艰难。
（四）农业国际贸易治理停滞不前
农业领域长期存在以凯恩斯集团和美国为代表的农业大国、以欧盟和日韩为代表的耕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发达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以非洲为代表的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导致wto框架下农业谈判进展异常缓慢，进一步延伸到国际农业规则制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多个领域。近年来，美国持续推行单边主义、霸凌主义与保护主义，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等重大突发事件期间很多国家采取了贸易限制措施，国际社会对市场开放与自由贸易的质疑加大，主要西方国家全球公共产品供应意愿与能力下降，wto争端解决机制已陷入事实瘫痪状态。有关减碳减排、动物福利等新标签成为新型国际贸易壁垒，并缺乏相应的治理机制，强化了农产品贸易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五）农业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
近年来我国主要大宗农产品陆续出现了价格倒挂现象。美国加征关税、国内物价上涨，农产品出口已难以应对越南、印度等国的价格竞争。国内分三批认定了337个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批准创建了30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140个优势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仍拥有扩大出口的产品基础，但长期以来对外贸易重视数量而疏于质量，尚未形成规则、标准、品牌、渠道等竞争优势。对比而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业强国拥有较为成熟且渗透各个产业乃至全球的行业协会；四大粮商的生产网络覆盖全球，牢牢控制着科技研发、农资生产、加工流通、市场定价等关键环节；美西方通过技术限制、舆论引导与规则制定全方面打压中国农产品，中国还面临国际农产品定价权缺失、海上运输通道保障不足、国内农业补贴空间收窄等问题挑战。
三、推动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思考
综合考虑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地位与问题挑战，建议立足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国内双循环，协调推进贸易与产业、贸易与合作、贸易与治理等各项工作，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促进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重塑农业产业竞争力观
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内嵌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应在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质变的背景下，推动农业产业竞争力观由关注成本收益和单一产品，转向更加关注质量标准和全产业链，夯实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一是促进全域农产品质量提升。支持龙头企业与行业协会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整合国内优质生产基地，支持开展国际国内认证认可，推动建立目标市场认可的产品检测和认证体系，树立国际竞争新优势。二是强化产业控制能力建设。突出企业对产业核心资产所有权和产业组织的控制力，以及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战略布局的控制力。三是突出全产业链思维。通过坚持底线思维、引导居民消费结构转变、实施“以肉换粮”进口政策、加快以竞争力为导向的农业科技创新、优化种养结构等综合措施，从全产业链视角来挖掘竞争优势、降低市场风险、拓展增值空间。
（二）推进贸易与农业外交协同发展
新时期农产品贸易已超出纯粹的经济范畴，与政治外交息息相关。应在百年变局背景下，推动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国际合作的通盘考虑，形成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合力。一是强调战略耦合，将东道国需求与我国战略需求相结合，将企业需求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既有利于我国更加从容地应对农产品供求紧平衡、贸易摩擦等内外压力，也可事半功倍地提高双方农业合作效果。二是统筹农业对外合作方式，可考虑通过依托境外农业园区平台、制定优惠政策等手段，引导农业与非农项目、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对外投资、农业技术转移与经贸合作的互融互促，提高农业对外合作效率；同时，明确典型区域与重点农产品的国际合作规划，处理好农业投资、农产品贸易、技术合作、民间交流、农业政策沟通等方面的优先次序与重点任务，切实提高农业走出去与农业外交质量。三是强化全球农业与粮食安全治理。扛起农业全球化的大旗，以农业国际合作撬动经济全球化，利用联合国粮农三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及“一带一路”、金砖五国、自贸区等多双边合作框架，加强数据共享、信息通报、市场监测、贸易政策等方面的协调，主导农业领域的全球合作。
（三）建设国家战略性农业贸易力量
当前农产品贸易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国际竞争尤为激烈。应既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又遵从市场规律，打造国家战略性农业贸易力量，做强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主体。一是培强培优企业主体。应聚焦重点品种以及农资生产、粮油加工、仓储物流、港口码头、风险保障等重点领域，实施对外合作主体培育壮大工程，加强国内农业企业间的联合重组，组建一批能够与国外企业相抗衡的大型企业集团；引导各类企业加强境外合作，推动上下游企业共同走出去，逐步掌控全球农产品生产、收购、仓储、加工、贸易等整个供应链条，加快培养大型国际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二是扶持壮大中国驻东道国商会、行业协会等主体，强化协会在行业自律、价格协调、市场开拓等方面作用，为企业开展对外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三是组建海外农业局。在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基础上，整合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等相关机构职能，组建对外农业合作实体机构，承担市场开拓、政策制定、跨国涉农企业指导等方面职责与权限。
（四）加大农业国际贸易政策支持
越是风险挑战，越需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应逐步完善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支持政策，在百年变局下尽可能化解对农业国际贸易的风险冲击，解决企业困难挑战，形成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撑。一是解决农产品出口企业当前困难，针对出口企业库存增加、资金周转变慢等困境，针对性出台贷款贴息、收储补贴等紧急支持政策，给市场主体注入市场信心，缓解行业压力。二是设置农产品出口目标与农业经贸合作支持专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规划、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等重要规划中增设优质农产品出口相关指标。在各级各相关部门年度工作计划中设定主要品种主要出口市场的目标任务。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中增设农业经贸合作专项，以效果为导向出台专项举措，优先解决农业对外开放最迫切需要的信息、保险、境外保护等难题， “真金白银”体现国家对农产品贸易的重视。三是切实做好各环节风险防控。将风险防控放到优先位置，强化农业对外合作事前风险意识、事中防控能力与事后风险管理水平。
